【专题企划】吴寒天：从“铁锈带”到“智带”：后工业化转型中的“大学区域”互动机制研究

作者简介

吴寒天，研究员、博导，从事国际与比较高等教育、新兴经济体高等教育发展、学术知识生产等研究；曾令琴，博士研究生，从事国际与比较高等教育研究。

引用本文

吴寒天,曾令琴.从“铁锈带”到“智带”:后工业化转型中的“大学-区域”互动机制研究[J].高校教育管理,2022,16(6):47-58.

摘要

“铁锈带”衰落于后工业化浪潮之中，而部分拥有丰富智力资源的“铁锈带”城市（地区）通过“大学区域”良性互动，成功转型为以高科技产业见长的创新中心和智能制造中心（即“智带”）。这一转型过程并非自然发生，基于对促成转型的关键主体的分析可建构出后工业化转型中“大学区域”互动机制的三种理想类型，即地方政府主导型、联络者主导型以及局外人主导型。研究域外“铁锈带智带”转型中的“大学区域”互动或可为我国面临后工业化转型压力的城市（地区）提供改进策略：基于区域异质性特征，大学与多元主体协同构建共识空间；以联络者、局外人为纽带，培育“大学区域”共同生长的良性生态；各主体主动增强相互支撑力度，优化联络者、局外人创业环境等。

关键词

后工业化；区域发展；产业转型；“大学区域”互动；地方政府主导；联络者主导；局外人主导

一、问题的提出：大学在区域后工业化转型中的角色

我国当前正处于工业化后期迈向后工业化的转变期，即后工业化初级阶段。这一阶段的首要挑战在于如何通过更具颠覆性的技术创新构建后工业化经济体系。大学作为拥有丰富智力资源与创新潜力的机构在其间扮演着重要角色。20世纪后半叶以来，我国工业化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不仅成为全球性的工业大国，并且呈现信息化、可持续性等新型工业化特征。然而，区域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不平衡等问题仍然存在，尤其是曾因能源、钢铁等传统工业一度繁荣而又在新兴产业的挤压下逐渐衰落的城市（地区）面临着业态转型升级和社区复兴的双重压力。当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难以为继，上述城市（地区）未能在新科技革命浪潮中找到产业升级迭代的方向与路径。蕴含丰富创新要素的域内高等教育机构应如何实现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推动域内科技密集型、创新密集型产业发展已成为亟待回应的议题。分析域外“铁锈带”经由“大学区域”互动成功转型为“智带”的案例，总结特定环境下的校地互动模式，或可为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提供借鉴。

“铁锈带”（Rust Belt）一词最初由美国前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于1984年在向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钢铁工人发表的演讲中提出，用以指代以传统制造业为支柱的美国五大湖沿岸工业区，后被广泛用于描述后工业化过程中因制造业转移等原因陷入衰败的重工业区。这类地区往往面临着因传统产业衰落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政治问题。同时，这类地区因其曾经的繁荣往往拥有较为丰富且有待挖掘的智力资源。具体而言，“铁锈带”中心城市及其邻近地区通常拥有与其现阶段发展水平极不相称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例如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以及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匹兹堡大学等。从坐拥丰富的潜在智力资源到实现区域经济和社会复兴，即实现智力资源的有效转化，并非“瓜熟蒂落”的自然过程，而需要各利益相关主体的有效协同参与。

在世界各国众多广义“铁锈带”城市（地区）中，不乏坐拥知名高等学府、研究机构却依旧经济低迷、社会混乱的失败案例，亦不乏由衰败的传统制造业基地成功实现产业升级迭代的成功典范，成为以大学为核心、以科研为驱动力的创新中心和智能制造业中心，即“智带”（Brain Belt）。阿格塔米尔（Antoinevan Agtmael）和巴克（Fred Bakker）在《智能转型——从锈带到智带的经济奇迹》一书中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将美国俄亥俄州阿克伦、纽约州哈德逊河谷、荷兰埃因霍温、德国德累斯顿等地视为世界范围内的重要“智带”，其中不乏由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浪潮中的“失败者”转型而来。这类案例广泛存在于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大学、科研机构往往在上述转型中扮演着促进高新产业发展和带动社区复兴的重要角色。正如首位系统阐述“后工业社会”内涵的贝尔（Daniel Bell）所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国的科学能力成为其潜力和力量的一种决定因素，‘研究与发展’已经取代钢铁成为各国力量对比的标准。”在“生物技术革命”“大数据革命”“信息化革命”的宏大背景下，探究后工业化转型过程中的“大学区域”互动机制与特征，有助于加深对高等教育机构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知。本研究着眼于后工业化“铁锈带智带”转型过程中多元主体的角色，通过理想类型的构建重新诠释这一过程中的“大学区域”互动机制，继而提出促进校地高效良性互动的改进策略。

二、后工业化转型中“大学区域”互动机制的理想类型

“铁锈带”城市（地区）有过工业1.0、2.0时代的辉煌，但因后工业化进程中传统产业的衰落转而沦为“锈迹斑斑”的旧工业区。“智带”则诞生于以信息化和知识化为特征的后工业时期，“往往以智力创新为主要产业，是科研人员高度专业化、研究重点突出的创新中心和智能制造业中心”。“铁锈带”所拥有的辉煌历史赋予其变革、创新的潜力，因而不少“智带”孕育、诞生于传统“铁锈带”。大学与所在区域的良性互动促成了当地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在这一过程中，不同互动模式下的各主导力量通过对“铁锈带”历史遗产、智力共享方式、先进制造业等要素进行整合、重组，使智力创新成为新的地区经济增长点。在各主体的共同作用与相互博弈下，实现成功转型的“铁锈带”城市（地区）呈现同质性或异质性的样貌特征。

学界对大学、社区、产业三者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在后工业时期，高等教育往往被视为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以及劳动力素质提升的主要依托，是区域经济转型与增长的动力来源。雷德斯道夫（Loet Leydesdorff）与埃茨科威兹（Henry Etzkowitz）所提出的“三螺旋模型”（Triple Helix Model）为针对“大学产业政府”三者之间关系的反思性叙事提供了理论支点。后工业化转型过程中的“大学区域”互动也可被视为以实现产业升级迭代和城市（地区）复兴为目标，地方政府、大学、企业等多元主体对各类生产要素进行整合的过程。兰加（Marina Ranga）等在三螺旋理论模型中引入系统论，进一步将“大学产业政府”这一由多元主体整合而成的复杂结构诠释为区域创新系统（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兰加认为，区域创新系统由知识空间、创新空间、共识空间构成。区域创新系统的功能实现依赖于不同空间之间的非线性转变，而转型的方向则与区域环境和发展阶段有关。“铁锈带”的异质性决定了大学、产业、地方政府三者间相互整合方式的差异性，因而迈向“智带”即建构区域创新系统的转型之路也不尽相同。

克拉克（Burton Clark）认为，高等教育系统的运行是不同权力主体共同作用、相互博弈的结果，有着复杂的运行逻辑。与克拉克在其三角协调模型中描述的多元互动机制相似，后工业时期“铁锈带”的转型与复兴也并非各方力量等距、均衡作用的结果，对“大学区域”互动机制的深入分析无法回避对各利益相关主体的进一步解构。弗里曼（R. Edward Freeman）将利益相关者定义为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感受到一个组织实现其目标过程影响的人（主体）。就后工业化转型过程中的“大学区域”互动而言，我们或有必要对在既有理论中被视为主要行为主体的大学和企业进一步加以解构。有别于行为逻辑相对同一化的地方政府主体，作为现代组织的大学和企业，其内部存在着拥有不同诉求、具有不同影响力的各类利益相关者。这些利益相关者往往以公私实体间联络者的身份出现，将大学视作开放的知识和智力资源（而非封闭的“象牙塔”），并相信大学有必要且有条件成为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索普（Holden Thorp）等在其《创新引擎：21世纪的创业型大学》一书中提出大学“创业型学者”概念,称这类学者“能够调动学术内外的资源，寻求初次与学术界建立联系的那些人的帮助，为这些资源走向繁荣造桥铺路”。因此，本研究将这类身处大学、企业等现代组织之中，具有一定领导力，且致力于推动产学研合作的利益相关个体（例如高校管理者、企业管理者、特定前沿领域的研究者等）界定为联络者。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所有组织都在与外部环境（或组织）进行资源交换，由此实现生存和发展，而解决资源矛盾最好的方法是利用资源互补实现组织间的交易。作为现代组织的大学同样需要与外部其他组织或个人开展资源交换，从而满足发展需求。因此，外部资源持有者也会对“大学区域”互动过程产生显著影响。这类投资人位于“大学区域”生态系统之外，即不隶属于地方政府、域内大学以及参与本地校企合作的域内企业。这类外部个体投资的目的在于通过资金获得大学的研究能力即智力资源。本研究将这类域外行为主体界定为促成“大学区域”互动的局外人。

区域转型的方向既与外部自然、社会、文化环境以及自身发展需求相关，也与在区域创新系统中占据相对主导地位的关键主体有关。本研究基于不同的主导性关键主体，将“铁锈带”后工业化产业转型与社区振兴过程中的“大学区域”互动机制界定为三种理想类型，即地方政府主导型、联络者主导型以及局外人主导型。不同关键主体通过促成大学与域内各主体的良性互动构建创新空间。如前所述，这一转型过程有赖于对地区历史遗产、各类型参与者、智力共享方式以及先进制造业资源等要素的有机整合。

三、“铁锈带”后工业化转型中“大学区域”互动不同类型案例及成效分析

通过何种方式实现“大学区域”的有效互动，继而实现“铁锈带”城市（地区）的转型与复兴，不同地区有着各自自觉或不自觉的选择。本研究选取各类型典型性案例城市（地区）加以分析，通过梳理不同互动机制的特征进一步阐释上述三种理想类型的内涵（见表1）。相对而言，未受阿格塔米尔等经济学家重点关注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可被视为地方政府主导型的经典案例。相较于同类城市，其校地互动模式在政府有效规划与大学积极回应两方面均更具典型性。美国俄亥俄州阿克伦和荷兰埃因霍温可被视为联络者主导型的两种子类型，前者代表了来自域内大学的联络者所主导的“大学区域”互动，后者则由来自域内企业的联络者所主导。相较于同类地区，阿克伦域内高校领导者兼有对大学发展与地方产业振兴的充分关照，其联络者促成校地互动服务于区域经济转型的属性尤为典型；埃因霍温“智带”的形成则完全遵循了“构建研发中心与大学合作孵化初创科技型企业”这一“铁锈带”复兴的经典模式。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可被视为局外人主导型校地互动的典型案例，其典型性主要体现在域外投资人的定向资金投入对整合域内智力资源和维持新兴产业永续性的决定性作用。

表1  转型为“智带”的原“铁锈带”案例城市（地区）情况及其“大学区域”互动机制类型

（一）“铁锈带”后工业化转型中的

地方政府主导型“大学区域”互动

如前所述，知识经济与全球化浪潮使得“铁锈带”城市（地区）的传统产业备受打击，制造业岗位迅速减少，青年劳动力持续外迁，这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持续的负面影响。因此，后工业化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往往包含着地区复兴的意图，在不同程度上带有促成“大学区域”协同发展的指向性。西方发达国家传统工业城市几乎都曾有过此类成功或不成功的政策干预。例如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政府的政策干预未能取得显著成效，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政府和匹兹堡市政府的举措则较为成功。阿姆斯特朗（Ben Armstrong）指出：“大学作为匹兹堡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引擎’，其顶峰时刻在于1980年宾夕法尼亚州所实行的产业政策赋予了大学以促进经济发展的正当性，并促使大学意识到可以与政府在产业政策上达成一致。”通过对匹兹堡市域内高校政策文本、企业报告、媒体报道等信息的梳理和分析，本研究发现“铁锈带”后工业化转型中的地方政府主导型“大学区域”互动大致具有以下两个特征。

其一，地方政府主导构建“政府大学市场”三者相互协调的共识空间，即在各部门（学术部门、公共部门、私人部门）所形成的三螺旋结构内部形成共识。地方政府通过发布公共政策推动大学与企业、政府协同开展科研创新活动，继而共同孕育出具有共识性的理念和战略。共识空间与知识空间的交叠能够吸引公共或私人风险资本的投入，从而催生创新中心和智能制造业中心。匹兹堡市曾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严重的经济衰退，传统钢铁产业及相关行业的100余万工人面临失业，当地社区因此遭遇重创。国际钢铁危机使匹兹堡市决心加速后工业化转型，使当地的经济形态更为多样化。宾夕法尼亚州政府和匹兹堡市政府先后颁布《富兰克林伙伴计划》和《21世纪战略》，为城市复兴构建了必要的共识空间。其中，《富兰克林伙伴计划》是全州性产业政策，以提升应用性研究和发展新型科技产业为目标，旨在通过建立大学与企业的密切联系充分利用域内丰富的智力资源，使宾夕法尼亚州的传统行业在国际市场中更具竞争力。在此基础上，匹兹堡市政府与当地大学的领导者于1985年共同制订并实施《21世纪战略》经济振兴计划，其主要举措包括：建设匹兹堡技术中心；在以计算机科学见长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建设由美国国防部资助的软件工程研究所；建设由卡内基梅隆大学、匹兹堡大学和西屋电气公司联合支持，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超级计算机中心，使匹兹堡成为计算基础设施的区域性中心；在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哈马维尔的原海湾石油研究实验室旧址设立匹兹堡大学应用研究中心和科技园。

其二，地方政府扮演召集人和监督者角色，而非单纯的政策设计者和资金提供者。地方政府将域内大学召集在一起，使之与其他公共部门一同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合作者，同时“监督”大学所着力开展的科研活动是否与地区产业的转型升级相关。在历史上，同位于匹兹堡市的匹兹堡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曾抵制与政府合作，也曾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与兄弟院校开展合作。地方政府通过政策干预促使这两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计算机等优势领域开展科研合作，使二者卓越的研究能力真正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宾夕法尼亚州政府自1983年开始为由匹兹堡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联合管理的西宾夕法尼亚先进技术中心（Western Pennsylvania Advanced Technology Center,WPATC）提供资金，用于支持校企合作，促使大学将促进本地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作为优先事项。

就成效而言，大学的服务社会职能得到拓展与深化，也在与域内各主体的互动中实现自身规模的扩张。地方政府通过在法律层面构建公私部门合作的体制框架，使大学获得了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当性。如米特拉（Dana L. Mitra）所言，在这类体制框架下，大学被视为当地新的经济主体，得以深度参与本地经济的结构性变革。同时，地方政府将大学管理者视为匹兹堡市经济发展的领导者之一，通过赋予大学更多权利激发校地互动，使大学成为经济发展的实质性引领者。此外，后工业化转型中的地方政府主导型“大学区域”互动不仅促成了高校与当地企业的合作，也吸引了域外高科技企业在原“铁锈带”落户。这一过程不仅实现了地方政府对于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愿景，也推动了两所高校（即匹兹堡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学科发展与规模扩张——两者借助政府拨款建成了新的研究中心和科技园，学科实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如今，匹兹堡市拥有无人驾驶汽车研发中心、国家机器人工程中心、医疗机器人技术中心等诸多高科技研发中心，形成了以高科技产业为主，计算机、化工、电信、冶金、生物制药等产业协同发展的多元化格局，从传统钢铁工业中心转型为以生物科技、软件开发、机器人制造等闻名的创新型城市，成为美国传统“铁锈带”大城市中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迭代的典范，其域内著名高校也已成为推动本地区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

（二）“铁锈带”后工业化转型中的

联络者主导型“大学区域”互动

在地区产业升级过程中，推动校企产学研合作的利益相关者（即联络者）往往能很好地整合各方资源，为“智带”的建立提供可能。阿格塔米尔和巴克将富有远见、拥有广泛人脉关系，且具有影响力的个人（或机构）定义为“大学区域”生态系统中的联络者，在“智带”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纽带作用。本研究所界定的（个体）联络者隶属于一个或多个不同的组织机构（即有的联络者既是学者又是创业者），能够为大学、企业、政府等不同主体间的相互接触创造条件，促使其建立和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并能将偶发的合作关系转化为持久性的创新伙伴关系。个体联络者作为校地互动的媒介，通常能帮助不同主体找到共同的兴趣点，继而在各自的传统舒适区之外建立新的合作关系。本研究以美国俄亥俄州阿克伦与荷兰埃因霍温这两个成功转型为“智带”的“铁锈带”城市（地区）为例，进一步阐释后工业化转型中联络者主导型“大学区域”互动的主要特征。

如前所述，促成“大学区域”互动的联络者往往来自大学或企业，根据其来源可将该理想类型分为两个子类型。大学中具有战略眼光的管理者和科研领军人物往往是促成校地互动的“桥梁”和“纽带”，大学中联络者所主导的校地互动使智力活动和科研项目以大学为中心向外辐射。例如被誉为“人工智能教父”的多伦多大学教授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通过创立人工智能向量学院（Vector Institute）使多伦多大学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活动与当地高科技产业深度融合。就“铁锈带”城市（地区）而言，促成传统工业区阿克伦转型为“聚合物之都”的关键人物即是曾任阿克伦大学校长的普罗恩扎（Luis M. Proenza）。阿克伦大学在普罗恩扎的领导下发展成为“阿克伦的大学，属于阿克伦的大学”。阿克伦曾是美国的工业重镇，是底特律汽车制造业供应链中的关键一环。初到阿克伦时，普罗恩扎便立誓要将该校转变为重塑地区发展的主要力量，并制订了一份名为《阿克伦模式：大学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的书面计划。普罗恩扎认为，大学不应该成为封闭的“象牙塔”，而应成为开放的知识资源和公私实体间的纽带，因此大学有必要并且有条件成为所在地区发展的推动力量。普罗恩扎促成了阿克伦大学研究基金会的成立，使其成为学界与产业界合作的桥梁。同时，通过普罗恩扎的协调与组织，阿克伦大学与铁姆肯公司共同创立阿克伦表面技术公司，在抗腐蚀涂层、传感器等领域开展合作。在上述行动的促进下，俄亥俄州政府颁布了一项名为《俄亥俄第三前线》的计划，斥资21亿美元为科技企业提供支持，帮助科技企业与大学或科研机构在抗腐蚀涂层、传感与自动化、太阳能等领域建立合作。通过以普罗恩扎为联络者实现多方资源的整合，阿克伦大学成为“创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区域催化剂”，阿克伦也逐渐摆脱了从事轮胎制造业的“铁锈带”城市形象，成为举世公认的“聚合物之都”。

后工业化进程中的另一类联络者来自区域内传统制造业企业。这类联络者通过积极促成校地互动获得大学中的人才资源和科研资源，继而成功构建区域创新空间。在这类互动中，大学促成了当地传统产业的结构性升级，为企业输送大量人才，而企业则由原来传统、私有、孤立且相对封闭的研发主体转型为开放的创新主体和平台。埃因霍温是荷兰第四大工业城市，其经济发展曾一度十分依赖飞利浦电子公司这一单一制造业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制造业全球化的冲击下，埃因霍温曾因飞利浦公司的裁员和减产一度陷入发展停滞期。诚如阿格塔米尔和巴克所言：“此前许多人的职业生涯都是在飞利浦电子公司和达夫·卡车（DAF Truck）的庇护之下，甚至是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度过的。”81飞利浦电子公司主要的研究机构——飞利浦物理实验室是相对传统、封闭的私有企业实验室，而飞利浦其他的研发中心散落于埃因霍温各处，相互之间缺乏交流合作。面对这一情况，飞利浦电子公司首席执行官柯慈雷（Gerard Kleisterlee）主动充当联络者角色，将制造业旧园区改造为研发中心，将原本分散的研究机构聚集于园区之内，并积极与从事创新研究的企业、学术机构合作，通过技术力量吸引科研机构入驻，并孵化初创型科技企业。飞利浦所倡导的“开放创新”理念为当地著名高校埃因霍温理工大学及埃因霍温市政府所接受，二者也成为柯慈雷开放创新战略的拥护者。埃因霍温市积极支持埃因霍温理工大学与高科技园区间的科研合作项目，并进一步成立“智港工业协会”以增进该协会成员（新兴高科技公司）与大学的合作关系。2003年，柯慈雷将飞利浦的研发中心更名为埃因霍温高科技园区（High Tech Campus Eindhoven，HTCE），自此放弃园区主人身份，将飞利浦降格为园区中的一员。2013年，该园区每平方公里的人均知识专利数居世界第一，且远超位居第二的美国硅谷，《福布斯》杂志因此于当年将该园区评为“世界上最智慧的园区”。如今，埃因霍温高科技园区拥有超过140家入驻企业，产生专利数占荷兰全国专利数的40%，成为专注于健康、能源、智能环境等未来产业的“智带”。

（三）“铁锈带”后工业化转型中的

局外人主导型“大学区域”互动

如前所述，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是所有开放系统的特性。特定区域内除地方政府、大学以及与大学直接关联的企业外，某些外部资源的持有者（即局外人）通过资金投入等方式促成了“大学区域”间的良性互动。局外人通常基于对区域内优势行业及其增长潜力的考察，通过经济手段促使研究型大学（或科研机构）和企业走出各自相对封闭的“孤岛”，就某一特定领域开展合作，由此构建区域性智力共享空间。这类富有远见的投资方式促成了“大学区域”互动过程中各主体间的高效联动，使“铁锈带”城市（地区）在经济衰退期免受冲击。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政府削减高等教育非限制性经费的趋势。诚如斯劳特（Sheila Slaughter）和莱斯利（Larry Leslie）所言：“国家政策的变化和州政府自主份额的减少引发了院校内的学术资本主义。”局外人的资金投入不仅确保了研究活动得以继续，也促成了学术界与高科技制造业的紧密合作。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便是较为典型的由局外人促成的校地良性互动。如今的波特兰被誉为与“硅谷”齐名的“硅林”，以形容这一地区高科技公司林立。波特兰曾以炼铝业、汽车装配业、造船业等传统制造业兴盛一时，这些产业随后被服装企业和科技企业所取代。俄勒冈州政府于2001年发布《俄勒冈机遇计划》，继而围绕波特兰这一中心区域的创业活动和创新产出呈爆炸式增长。然而，这些新型科技公司与学术界之间的合作并不紧密。2008年，作为局外人的耐克公司创始人奈特（PhilKnight）于该州投资成立了奈特癌症研究所，继而通过与半导体巨头英特尔公司的合作实现了生物医学与高科技制造业（例如显微镜制造等）的联合。充盈的资金使奈特癌症研究所迅速进入美国顶尖癌症研究中心之列，也让波特兰生命科学研究界与高科技制造业间的合作更加紧密。经由奈特的投资行为，奈特癌症研究所与英特尔公司共同形成了知识空间上的共同体——研究所为高科技制造业提供基因组技术研发及病人数据集，英特尔则为研究所提供诸如芯片研发等技术支持。二者的良性互动使俄勒冈州转型成为以生命科学见长的“智带”。随着波特兰市产业结构的改变以及学界与产业界的深度合作，位于当地的医学院校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也进行了转型。在合并俄勒冈科学技术研究生院后，该大学先后承担了多个由州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涵盖牙科学、医学、护理学等领域，发展为美国国内公认的顶尖医学研究中心。

四、域外“大学区域”互动与“铁锈带智带”转型的启示

贝尔认为，知识和技术是后工业社会的两个中轴，而后工业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以科学为基础的高端制造业。科学与技术之间的新型关系促使大学与所在地区也建立新型关系，并且前者的形态对后者的形态产生影响。上述成功转型为“智带”的原“铁锈带”无疑是大学促进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典范，其“大学区域”互动机制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研究基于对理想类型的诠释和对相应案例的分析，尝试针对我国现有情况提出改进建议。

（一）基于区域异质性特征，

大学与多元主体协同构建共识空间

后工业化进程致使各经济体面临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业转型的挑战。为使域内产业在全球市场中更具竞争力，各国各地区政府将高等教育经费从固定拨款模式转变为针对特定项目的拨款方式。20世纪80年代，世界各国相继制定了基于技术革新、知识产权管理、生产服务开发等标准划拨高等教育公共经费的政策。贝尔认为，大学、研究机构以及从事研发的公司是后工业社会的“首要机构”。本研究所关注的案例城市（地区）均将大学中的学术资本视为促进自身转型的重要资源。全球部分“铁锈带”基于此成功转型为“智带”，而另一部分则不然。“大学区域”互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致使其最终成效呈现较大差异。如曾经的“汽车王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始终未能找到转型方向，尽管采取了诸如增加基建投入等举措，却并未从根本上实现城市复兴。密歇根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等知名高校也并未与域内或临近的“铁锈带”建立起良性、有效的互动关系。类似例子还包括前文所提及的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其域内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科研领域的成功也并未带来城市（地区）的复兴。

就我国而言，传统资源型城市、重工业城市以及特大城市中的传统轻工业密集区域均面临着自然资源枯竭、产业升级、产能过剩等因素所带来的发展模式转型压力。这一类城市（地区）通常具有相对丰富的智力、技术、人才资源，也同样面临着经济振兴和社区复兴的双重压力。有鉴于域外经验，成功实现转型的“铁锈带”无疑在危机之中寻找到了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路径。不同城市（地区）在制造业历史、智力资源、校企联系的紧密程度、域内大学服务社会的意愿以及当地及周边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如前所述，多元主体协同构建共识空间是实现“大学区域”高效、良性互动的基础，其形成的前提在于各主体对上述区域特征的充分认知。基于共识空间，域内各主体方能以特定方式对异质性的历史遗产、智力共享方式、先进制造业资源等要素进行综合利用，对潜在优势加以有机整合。正如本研究通过案例所呈现的，实现“铁锈带智带”转型的城市（地区）其域内大学、企业、地方政府对于发展理念、战略、举措等具有高度共识。这一共识空间包含一揽子优先考虑事项，内外部资源随之朝特定方向聚集。

如前所述，“智带”通常是由多元主体构成的联系紧密的协作生态系统，拥有域内大学丰富的智力资源是“智带”有别于产业集群的最大特征。我国传统重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通常在矿产、冶金、能源、装备制造等领域具有一定的智力资源优势；而对于传统轻工业城市或特大城市传统轻工业密集区域，其域内（或邻近区域）大学多以轻化工程、纺织工业、材料科学、食品科学等为研究重点。上述城市（地区）的大学、企业以及地方政府皆应准确认识自身的产业传统与科研资源，以期寻找到既有资源与高新产业的潜在结合点，继而共同构建涵盖多元主体的共识空间。就大学而言，为深度参与区域转型共识空间的构建，其领导者和管理者在制定与诠释使命、愿景、发展战略时应将充分服务乃至引领区域发展作为考量因素，例如提高对接域内传统产业转型需求在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工作中的优先级等，而非试图通过设立异地校区乃至整体搬迁等方式“逃离”或变相“逃离”上述区域以谋求自身发展。同时，这类大学或可通过优化学术评价模式、指标以及分配方式，引导科研人员将学术创新活动和人才培养活动与区域后工业化转型相融合，例如在人才评价过程中统筹考虑科研成果转化率和与之相对应的研究经费投入，鼓励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与相关应用型学科建设相结合等。我国部分发达地区高校引导科研人员将学术活动与区域产业升级迭代相融合的举措或可为上述面临后工业化转型压力的城市（地区）域内大学提供借鉴。例如上海交通大学与临港管委会联合发起成立上海智能制造研究院，共同搭建研发与转化平台；深圳大学采取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持股比例等举措，鼓励将学术知识产出转变为自由流通的市场要素，为域内高新产业发展提供支撑。

（二）以联络者、局外人为纽带，

培育“大学区域”共同生长的良性生态

由“后工业社会”这一概念所衍生的诸多问题的共同核心是科学与公共政策的关系，二者的关系具体体现在大学与所在区域其他主体的关系上。就成功实现转型的原“铁锈带”城市（地区）而言，其地方政府、域内大学、企业界之间均建立了积极、双向的互动关系。大学为域内各主体提供人力与学术资本，促成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迭代，助力区域经济梯度转移；域内企业、地方政府等主体则给予大学资金和政策支持，使其在办学规模、科研能力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除地方政府的政策干预外，上述多元主体间积极、双向互动关系的形成亦有赖于各类联络者、局外人的桥梁、纽带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背景下，区域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尤其要依赖对大学智力资源的开发，大学亦需借助域内各主体的各类资源实现自身的发展与扩张。就我国而言，大学习惯于采用学科本位的科研组织模式和以学术产出为主要指标的考核方式，因而与其他创新主体间形成了无形的“屏障”。因此，位于上述区域的大多数大学尚未充分发挥自身在创新发展中的作用，大学丰富的智力资源未能有效与地方需求对接。上述问题的原因之一在于缺乏“大学区域”共同生长的良性生态，致使各主体缺乏打破陈规、协同创新的内生动力。因此，大学、企业、地方政府等主体或应基于共识空间突破各自固有的组织边界，走出发展模式与路径的舒适区，从而形成组织化的区域创新空间。具体而言，我国传统资源型城市、重工业城市以及传统轻工业密集区域的地方政府或应将大学视为经济活动的新型主体和区域发展的领导者之一，与大学共同制定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继而构建有利于“大学区域”互动的政策环境。大学可以潜在联络者为纽带，推广“学院+研究院+研发中心/实验室+行业协会/联盟”等产学研用新模式，亦可借助局外人域外优质资源投入的催化作用，实现“学区、园区、社区”的三区融合。

《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提出：“通过发挥行业骨干企业的主导作用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基础作用，建立一批产业创新联盟，开展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攻克一批对产业竞争力整体提升具有全局性影响、带动性强的关键共性技术，加快成果转化。”本研究所界定的联络者和局外人可被视为促成这一过程的关键要素。就面对发展模式转型压力的城市（地区）而言，其域内大学或可在提倡创新创业的基础上，着重关注机构内各学科领域具有创业型学者潜质的科研领军人物以及具有联络者特质的管理人才。换言之，大学或可成为后工业化转型中联络者的有效“孵化器”。同时，大学可借助自身声誉和智力资源，邀请兼具资本实力、创新精神以及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局外人进入“大学区域”共生生态圈，助力乃至主导域内创新空间的构建与发展。我国部分发达城市（地区）高校的相关举措同样值得上述城市（地区）域内大学借鉴。例如浙江大学与杭州市共建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与杭州市西湖区共建毗邻其校园的紫金众创小镇，着力吸引有创新研发需求的合作伙伴和掌握核心技术的校内外创业者。

（三）各主体主动增强相互支撑力度，

优化联络者、局外人创业环境

“大学区域”互动涉及政治、文化、经济等诸方面，合理有效的互动机制是实现良性互动的保障。互动过程中各主体间的相互支撑力度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联络者和局外人的创业环境，继而决定了互动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就面对发展模式转型压力的城市（地区）而言，大学、市场/企业、地方政府三者的相对角色应在互动中不断变化迭代，使三者组成的创新空间不断优化，保持动态平衡。本研究所呈现的“智带”虽然由不同主体所主导，但无一例外均是在域内各主体主动相互支撑的情况下形成的。这类积极、可持续的多元主体互动主要具备以下特征，即地方政府不断优化政策供给，大学在与区域发展布局进行衔接时兼具主动性与灵活性，以及市场/企业具备高效吸收大学学术溢出的能力。

就我国传统资源型城市、重工业城市以及传统轻工业密集区域而言，其在地方政府的政策供给与优化能力、大学对产业发展趋势变化的响应能力以及企业对智力资源的吸收转化能力等方面仍存在不足，无法给予潜在联络者、局外人优渥的创业环境。就上述区域的域内大学而言，大学内生属性中的保守性，加之我国大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对宏观政策的高度依赖，致使其对自身在区域后工业化转型中的定位不清，对社区振兴的现实需求反应迟缓，对参与乃至主导“大学区域”协同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与域内企业的偶发性合作缺乏有效的利益分配与评估监控机制。上述问题实则同样存在于前文所述未能成功实现转型的西方国家“铁锈带”城市（地区）。因此，各互动主体主动增强相互支撑力度是实现大学带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与社区振兴的关键。

有鉴于我国既有的政策环境与高等教育管理体系，面临后工业化转型升级压力的城市（地区）或可综合借鉴上述“大学区域”互动的三种理想类型。就地方政府主体而言，美国公立（州立）高等教育管理的在地化、本土化特征对“大学区域”互动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就我国而言，首先，上述城市（地区）的地方政府应加强与域内高水平地方院校的有机联动，变管理为服务，继而变服务为政产学研用生态系统的营造。其次，大学应积极提升对接区域发展需求的主动性与灵活性，打破固有的组织壁垒和管理惯性，主动在人才培养和学科布局等方面回应区域发展转型对于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源的现实需求。上述城市（地区）的域内大学应以既有优势学科为中心，构建适应于后工业化新业态的多学科、跨学科、交叉学科创新平台与孵化基地，使传统智力优势焕发新生。最后，域内企业应主动构建承接学术溢出的软硬件环境。与匹兹堡类似，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政府同样主导了旨在实现城市复兴的计划，但因域内企业/市场无法很好地吸收学术溢出，导致当地重要的技术突破迅速扩散至其他地区，因而并未取得与匹兹堡相似的成效。大型传统企业在开展突破性创新研发时主动扮演局外人角色、对潜在“智带”中的机构和人员进行投资或可成为其获取外部智力资源的有效途径。在这类具有前瞻性且拥有雄厚资本的投资者（局外人）眼中，锈迹斑斑的“铁锈带”或为金光闪闪的矿藏，并且其投资行为本身即为大学中具有联络者潜质的创业者和富有创新活力的中小企业营造了更优的创业环境。我国上述城市（地区）的域内大学应主动对接域外投资人对知识生产的投资，并以此为契机对自身既有的创新能力进行整合，继而助力本地产业提升对原发性创新的承接能力。例如大学可成立专门部门，向域外潜在投资人展示具有转化潜力的学术知识产出和科研团队等。

综上所述，不同于“硅谷”“128号公路”等原发性“智带”的形成过程，“铁锈带”的复兴之路往往与城市的兴衰、社区面貌的变化等社会命题有着紧密联系。就成功转型为“智带”的“铁锈带”而言，其“大学区域”互动往往包含着促进城市（地区）复兴的内生动力。分析这一类独特的“大学区域”互动机制及其特征与成效，也为进一步探究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区域化、本土化、在地化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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